黄家驹本人对所谓“版权官司”的两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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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
首先是早些年的资料。出自2014年10月9日，黄家强在微博发布的《真相》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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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在日本经理人公司Amuse的高层和律师的协助下了解版权合约的正确和符合国际标准的条例，告知我们签下了这不平等的合约(死后五十年持有权)是可以于诉讼中撤回，家驹当时还在生，他非常气愤，他私下和我谈过为什么Leslie赚钱比我们多，他知道这不平等的合约之后，恍然大悟，家驹对我说：“我一直对他抱着感激，在演唱会多谢他，原来一直被骗而懵然不知，我不会原谅他，我要告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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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某最近又找到另一份资料，应该出自2023年（去年）发行的《乐与怒：beyond传》。
本图来自百度百科“黄家驹” 词条最后的“词条图册·参考资料”。楼某只截取了和官司有关的部分。文中提到“官司的事情正让他头疼不已”  “尽管他并不愿意打这场官司”。这里的“他”显然应该是黄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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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来源的资料中，黄家驹对所谓“版权官司”的态度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但应该都是真实的。《真相》中是黄家驹“私下”和其弟黄家强“谈过”。上图中说黄家驹“并不愿意打这场官司”，应该也只是人物想法、看法的变化。只是不知是在和黄家强“私下谈过”之前还是之后。“在媒体面前否认”，应该是官司没有正式开始前对外界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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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从“黄家驹遗作” 本身来考虑。
下面的观点只是楼某个人的看法。估计相当一部分读者至今都不会往这些方面去想。虽然这些观点可能有些极端，但楼某还是觉得，至少应该在本论坛内发表出来。还望读者看后不要轻易外传。
一直以来流传的说法是，陈健添与beyond打的是“版权官司”，主要基于歌曲发行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楼某是外行，所以也一直完全认同上述说法。在对“黄家驹遗作”有一定的了解后，楼某自认为发现了一些异常之处。
读者应该都知道，beyond各成员创作的歌曲中，有相当一部分取材于时事、地域、公益甚至历史文化。从这个角度看，相信一些“遗作” 会被香港业界注意到。
（1）历史文化类，如《长城怨曲》《River（黄河）》
（2）《新几内亚》，可以算作地域类，也可以算作公益类
（3）时事类，如《奥林匹克》
（4）外文类，如《孤单一吻》的英文demo。

楼某实在无法想象，上述几类demo成歌、发行后会对现实生活及歌曲业本身有什么影响。但当时的香港业界无疑是能想到，甚至作出分析、评估的。楼某个人甚至怀疑，陈健添“控制”demo版权的行为，除利益因素外（这一点应该是主要的），可能也有限制这些demo成歌、发行、流传的意图（这种意图未必出自陈氏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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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天空1998 发表于 2024-1-30 09:46
2013年的《追忆黄家驹》销量不好，其他专辑的纪念版（忘了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以前出过的专辑，重新弄，附 ...

您说的“销量不好” “销量一般”是什么概念？有没有具体或大概的数目？

海阔天空1998

2013年的《追忆黄家驹》销量不好，其他专辑的纪念版（忘了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以前出过的专辑，重新弄，附上一些专辑里面的歌曲DEMO，例如喜欢你的DEMO就是这样出现的）销量也一般导致陈健添后期的其他纪念版的专辑没再继续了。

你们还好吗

感谢楼主分享！！

917beyond

下面再从销量、收入的角度来看黄家驹的遗作。
楼某记得2008年时有报道称《弦续·别了家驹十五载》“销量近万张”。现在报道找不到了，但仍能在百度贴吧上找到零星的资料。
（1）https://tieba.baidu.com/p/430096131
（2）https://tieba.baidu.com/p/421455975
第二个帖子中提到《弦续》专辑“销量过万”。
根据2008年的另一个帖子，《弦续》专辑在香港的价格应该是110港币。https://tieba.baidu.com/p/425544804
按专辑销售量10000张计算，总值应该是110万港币。因楼某是外行，所以完全不知道黄家强及其他各方能够得到多少利益。

再看另一方面。
根据网易云音乐的资料，1993年黄家驹去世后，出版的含demo专辑共四张。如有遗漏，还请读者及时回复、补充。
（1）《真的beyond I》，发行于1998年7月1日
（2）《真的beyond II》，发行于1998年10月1日
（3）《真的beyond III》，发行于1999年5月1日
（4）《追忆黄家驹》，发行于2013年7月30日
虽然1998年发行了两张demo专辑，次年又发行了一张demo专辑。但楼某本人却没有在任何资料中看到这些专辑的价格、销量。2013年的《追忆黄家驹》好像也是如此。如果有读者有这方面的资料，还请及时回复本帖。

917beyond

楼某也借机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可能与本帖一楼的内容关系不太大。

《真相》一文中说，“beyond三人的六年里”，黄家强“常有提出用家驹的遗作”，但“一直都是他黄贯中不批准”。
楼某印象中，上面这句话在《真相》发布当年（2014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好像都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十年之后再读这句话，楼某不得不说一句，里面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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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读者注意，黄家强用了“批准”一词。这个词多用在内地的官方事务中。用在这里似乎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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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黄贯中是beyond三人时期，也即1994——1999年的主唱及主要作曲者。但也没有直接的、甚至法理上的依据表明，黄贯中也是这一时期beyond乐队事务的主要决定者、决策者甚至某种“领袖”。在是否使用黄家驹遗作的问题上，且不说各个唱片公司，黄家驹胞弟黄家强，以及乐队创始成员叶世荣，理论上应该都比黄贯中有发言权。即使黄贯中本人在这一时期的6年里一直不认为应该使用黄家驹的遗作，但也不至于让黄家强在十几年后的《真相》一文中使用“批准”这样的词语。
黄家强（或其背后的文案团队）这样用词，背后有没有不为人知的隐情？楼某不得而知。也没有其他资料予以旁证。

下面再说“黄家驹遗作”本身。
既然是黄家强“常有提出用家驹的遗作”，那么这些“遗作”的所有者应该是黄家强或其家人。也就是说，这些“遗作”主要应该是1992——1993年beyond在日本时，黄家驹为《继续革命》《乐与怒》两张专辑创作的demo（未发行）。  当然，也不排除1992年以前创作的、有版权问题的demo。黄贯中之所以不愿意使用这些“遗作”，楼某想到的可能只有两种：一是1993年之后不愿过多提及旧事，二是避免不必要的版权纠纷。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楼某实在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