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今天，黄家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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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也是左安军，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腾讯网官方账号。
原文链接如下：https://new.qq.com/rain/a/20230630A093NF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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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30日下午4点15分，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的病床前，屏幕上的脑电波和心电图逐渐归零，宣告着一个生命的离去。这个人叫黄家驹。

六天前，病床上的Beyond乐队主唱黄家驹在东京参加一个综艺节目时，从高达3米的台子上失足滑落，头直接摔在地上。平时非常“话痨”的他，几乎没来得留下一句话，就此长睡不醒。

悲伤笼罩了黄家驹身边的所有人。出事时，乐队贝斯手、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惊慌地打电话回中国香港，全家人奔赴日本守候在黄家驹身旁。鼓手叶世荣在床前发誓，只要家驹醒来，他后半生宁愿吃素度过。主音吉他手黄贯中觉得，家驹昏迷那几天，是他人生中最长的几天。

几天后，黄家驹去世的消息占满了香港媒体的头条，7月5日，他的遗体在香港下葬，大批乐迷涌上街头，用哭泣和呐喊发泄着心中的哀痛。

那天开始，Beyond乐队的命运开始改写。这支乐队1983年成立，以黄家驹为灵魂人物，十年间，无论在地下蛰伏还是签约主流唱片公司，他们一直坚持创作、演唱言之有物的原创作品。因为歌曲中铿锵有力的摇滚风格，歌词中流露出的社会关切与情怀，他们的作品被整个华语歌坛的歌迷所喜爱。

正如与Beyond长期合作的香港词人，歌曲《大地》的词作者刘卓辉说过的那样，Beyond乐队之所以能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激励，能够给人以共鸣和力量。这种坚持，在曾被翻唱歌曲垄断的香港歌坛，显得尤为珍贵。而时光飞逝，这些作品并没有随着黄家驹的身亡销声匿迹。近年来，新一代歌手不断翻唱Beyond的作品，将他们的作品传进了年轻人心中。那股通过黄家驹的生命爆发出来的能量，如超新星爆发一般，影响着后来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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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黄家驹时代的Beyond

黄家驹走了，他永远活在了31岁时的样子。乐迷、朋友和伙伴们眼中的他热情、好辩，一直保持着单纯的理想主义，他是乐队当之无愧的主心骨。他的外号叫“黄伯”，因为他爱操心，性格又认真，每当遇到困难，他就可以把看似一团乱麻的事情理清楚，带着大家坚持做到底。脾气火爆的黄贯中，感性单纯的黄家强，内向的叶世荣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却都愿意听从黄家驹的组织。这是一个乐队领袖应有的素质，也是Beyond能够在黄家驹生前坚持组队十年的原因。歌手周华健就曾感叹过，组乐队是一件需要与人磨合的事，而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能够坚持十年，Beyond是非常不简单的。

Beyond的分量一度已经可以称作华人世界的披头士。虽然他们的歌中充满对人类的爱与关怀，但乐队成员们却都很有个性，经常对一些不公平现象发表意见，以“刺头”形象示人。因此，舆论对他们音乐的评价也经常是毁誉参半，毫不客气。在黄家驹活着的日子里，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他会用他的辩才勇敢地与这些意见搏斗。但少了主心骨，一切都在变化。

由于Beyond乐队去日本发展了一年半，他们在中国香港的唱片成绩也大受影响，黄家驹在世时参与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刚刚上市时，叫好不叫座，仅有两万张左右的销量，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惨淡的成绩。

或许是出于死者为大的心理，黄家驹意外身亡之后，舆论突然一改往日的苛刻，突然对Beyond的音乐充满溢美之辞。乐队的三个人发现，他们身边突然多了很多根本不认识的朋友，关于黄家驹的一切开始被人热炒，过去的专辑、签名的物品都开始热销，那张销量惨淡的专辑《乐与怒》更是突然暴涨卖到30万张。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唱片公司的做法更是让Beyond剩下三个人觉得寒心。Beyond的日本公司Amuse在一个月之内就催促他们迅速发专辑，甚至连一向温和的中国台湾合作方滚石也催促他们赶紧走出情绪，去录新歌。失去了黄家驹的保护，他们感到，那种一直在商业需求和自我表达之中拉扯的尴尬与痛苦都变得更明确，也更强烈。

黄家驹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Beyond的三个人无法聚在一起排练。他们不想见到对方，甚至没有力气拿起乐器，因为只要进入那个场景，他们就会想到与黄家驹相处的时光。黄家强回忆，他第一次再拿吉他想试试时，发了很久的呆，也没办法弹出一个音。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对兄长的依赖。黄贯中更是在黄家驹去世之后不久就萌生了解散乐队的念头。

但是最终，为了歌迷的期待和已经远走的黄家驹，三个人还是决定继续努力扮演好Beyond成员的角色。虽然他们在音乐上的想法不太相同，但经过多年的磨合，几个人已经拥有了一些共同的信念，凭着这些信念，他们又将乐队坚持了数年。

1994年，他们不再与日本的公司续约，将合约都转入中国台湾的滚石公司。此后，三个人继续一起出专辑，开演唱会，尝试新的风格。虽然他们仍在努力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舆论的评价也变得客气了许多，但是乐队已经是形聚神散。自从黄家驹走后，Beyond再没有留下让大众印象深刻的作品。在各种演唱会能够引发人们合唱的，依旧是过去的那些老歌。

1999年年底，Beyond的三个人终于宣布开始个人发展，此后除了复出巡演，他们也几乎再没有新的合作。直到2005年10月，“BEYOND THE STORY”巡演终点站新加坡站演出结束后，乐队终于正式宣布永久解散。其实他们都明白，自从黄家驹离世之后，Beyond的那股精气神，也就慢慢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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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黄家驹时代的Beyond

黄家驹走了，他永远活在了31岁时的样子。乐迷、朋友和伙伴们眼中的他热情、好辩，一直保持着单纯的理想主义，他是乐队当之无愧的主心骨。他的外号叫“黄伯”，因为他爱操心，性格又认真，每当遇到困难，他就可以把看似一团乱麻的事情理清楚，带着大家坚持做到底。脾气火爆的黄贯中，感性单纯的黄家强，内向的叶世荣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却都愿意听从黄家驹的组织。这是一个乐队领袖应有的素质，也是Beyond能够在黄家驹生前坚持组队十年的原因。歌手周华健就曾感叹过，组乐队是一件需要与人磨合的事，而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能够坚持十年，Beyond是非常不简单的。

Beyond的分量一度已经可以称作华人世界的披头士。虽然他们的歌中充满对人类的爱与关怀，但乐队成员们却都很有个性，经常对一些不公平现象发表意见，以“刺头”形象示人。因此，舆论对他们音乐的评价也经常是毁誉参半，毫不客气。在黄家驹活着的日子里，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他会用他的辩才勇敢地与这些意见搏斗。但少了主心骨，一切都在变化。

由于Beyond乐队去日本发展了一年半，他们在中国香港的唱片成绩也大受影响，黄家驹在世时参与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刚刚上市时，叫好不叫座，仅有两万张左右的销量，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惨淡的成绩。

或许是出于死者为大的心理，黄家驹意外身亡之后，舆论突然一改往日的苛刻，突然对Beyond的音乐充满溢美之辞。乐队的三个人发现，他们身边突然多了很多根本不认识的朋友，关于黄家驹的一切开始被人热炒，过去的专辑、签名的物品都开始热销，那张销量惨淡的专辑《乐与怒》更是突然暴涨卖到30万张。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唱片公司的做法更是让Beyond剩下三个人觉得寒心。Beyond的日本公司Amuse在一个月之内就催促他们迅速发专辑，甚至连一向温和的中国台湾合作方滚石也催促他们赶紧走出情绪，去录新歌。失去了黄家驹的保护，他们感到，那种一直在商业需求和自我表达之中拉扯的尴尬与痛苦都变得更明确，也更强烈。

黄家驹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Beyond的三个人无法聚在一起排练。他们不想见到对方，甚至没有力气拿起乐器，因为只要进入那个场景，他们就会想到与黄家驹相处的时光。黄家强回忆，他第一次再拿吉他想试试时，发了很久的呆，也没办法弹出一个音。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对兄长的依赖。黄贯中更是在黄家驹去世之后不久就萌生了解散乐队的念头。

但是最终，为了歌迷的期待和已经远走的黄家驹，三个人还是决定继续努力扮演好Beyond成员的角色。虽然他们在音乐上的想法不太相同，但经过多年的磨合，几个人已经拥有了一些共同的信念，凭着这些信念，他们又将乐队坚持了数年。

1994年，他们不再与日本的公司续约，将合约都转入中国台湾的滚石公司。此后，三个人继续一起出专辑，开演唱会，尝试新的风格。虽然他们仍在努力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舆论的评价也变得客气了许多，但是乐队已经是形聚神散。自从黄家驹走后，Beyond再没有留下让大众印象深刻的作品。在各种演唱会能够引发人们合唱的，依旧是过去的那些老歌。

1999年年底，Beyond的三个人终于宣布开始个人发展，此后除了复出巡演，他们也几乎再没有新的合作。直到2005年10月，“BEYOND THE STORY”巡演终点站新加坡站演出结束后，乐队终于正式宣布永久解散。其实他们都明白，自从黄家驹离世之后，Beyond的那股精气神，也就慢慢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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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乐坛的爱恨情仇

1993年12月，鼓手叶世荣提到黄家驹的去世时，似乎仍然放不下半年前的痛苦感受。他愤怒地对媒体表达了积蓄已久的不满：“如果香港能容纳我们，我们就不会走，就不会失去家驹。”他所说的“走”，指的就是1991年Beyond选择去日本乐坛发展的事情。这件事始于Beyond与香港乐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在黄家驹生前，Beyond并非一直都是乐坛的宠儿，他们是经历了近十年的奋斗，经过无数妥协和容忍，才在香港乐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1983年，Beyond在一个乐队大赛中获得冠军，并正式定名，经历了几轮乐手更替，黄家强、黄贯中陆续加入了乐队。两年后，以打造乐队知名的中国香港经纪人陈健添在一次看演出时灵感突发，相中了Beyond，觉得这几个酷爱重金属装扮的青年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就将他们签入旗下。一开始，他们的前两张专辑并未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从第三张专辑《秘密警察》开始，因为音乐风格更加流行化，Beyond的歌曲开始逐渐走红，被人传唱。这张专辑中的《喜欢你》《大地》因为讲述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旋律动人而广受欢迎，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很多地下乐迷接受不了乐队风格的转变，批评他们是“摇滚叛徒”，这种声音在黄家驹生前一直存在，从未间断。

作为创作的主心骨，黄家驹内心知道，Beyond已经告别了自由、自我的地下世界，他们必须要在所谓商业和自我的纠缠中求得一个平衡。黄家强也在多年后替Beyond解释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得到认同以后，他们才能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实际上，刚开始玩音乐时，黄家驹的偶像是大卫·鲍伊，向往那种迷幻、华丽而自我的风格。但经历了商业化的洗礼，他逐渐发现，Beyond可以走的路，似乎只能像是当年披头士乐队所走的那样，在社会议题和普世情感中，将自我表达与外界需求合二为一。因此，如《喜欢你》《大地》《真的爱你》这样偏流行的歌曲，也是黄家驹发自内心想要创作的。后来，Beyond签约新艺宝唱片，歌曲风格更加流行化，也更多地参演电影，参加娱乐节目，逐渐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新偶像。

去日本发展之前，Beyond拿遍了中国香港的各大奖项，有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还成为第一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中国香港乐队。但如此辉煌的成绩，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此前多年，他们曾经用词激烈地批判过当时的香港乐坛。黄家驹甚至说出过那句流传至今的金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黄贯中则更直接地骂过香港娱乐圈和香港乐坛，说它们只是一部“消灭自尊心的机器”。性格善良的黄家驹甚至无法忍受歌迷对乐队的疯狂追捧而把他们骂走，他希望听到乐迷真实的声音，而不是盲目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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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怒：Beyond传》的作者左安军花了九年时间研究Beyond乐队，前后采访了十几位与Beyond四人关系密切的相关人士，厘清了很多Beyond乐队的错误信息。比如，1983年年初Beyond在香港参加的那次重要的乐队比赛，活动全称为“Players Festival：香港吉他手、乐队大赛”，而不是什么“山叶吉他大赛”。同样，有人一直以为Beyond的成军日期1983年6月20日，但这个日期也不准确，是因为黄家驹的生日和忌日都在六月，媒体刻意又将乐队成立日也放到这一个月内作为噱头。而乐队真正成立的大致时间，应该是在参加比赛的前的1983年1月，而Beyond也不是像传说中那样，是为了参加比赛而临时成立，早在1982年，黄家驹、叶世荣和邓炜谦等人就已经开始在一起玩乐队了。

正是出于对Beyond全部身世的细致了解，左安军对当时黄家驹与乐队表达出的愤怒非常理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Beyond的愤怒确实指出了当时乐坛的真实状况。那时，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大部分唱片公司不敢冒险，不愿意扶植原创的中文歌曲，宁愿花钱去买重新填词的日语歌、英语歌，也倾向于培养外表光鲜的偶像组合和歌手。当时，哪怕当时香港最红的歌手谭咏麟、陈百强，也得翻唱很多歌曲，数量各自多达几十首。哪怕像张国荣这样本身其实具有一些创作能力的歌手，在种种限制之下，也得不到恰当的发挥。乐坛成了娱乐圈的附属品。

在这样的基础上，八卦新闻盛行，社会对偶像歌手的追捧，歌迷对摇滚风格音乐的不理解，都是当时让Beyond感到无奈和失望的原因。他们以为商业成功能够换来更大的创作自由，结果乐坛的环境依旧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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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守旧的中国香港乐坛相比，亚洲其他地方对原创音乐似乎更加宽容。1990年，一向重视原创内容的中国台湾滚石公司与Beyond的经纪人陈健添合作，成立了劲石娱乐，并在中国大陆签约了黑豹乐队。Beyond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出版普通话专辑。1991年，Beyond正式签约日本的Amuse公司，进军日本乐坛。到了日本，他们立刻开始和音乐大师喜多郎、梁邦彦进行合作，日本团队专业化的分工，守时严谨的特性，让他们颇感惊喜。在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演出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的歌迷中有很多对于乐队的态度不是粉丝对偶像的崇拜，而是会平等地和他们探讨问题。到中国大陆演出时，他们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乐队，还和他们结成了好友。

走出中国香港，去往更广阔的亚洲其他地方，然而，这个蜜月期并不长。很快，他们发现，日本乐坛同样是一个流水线般的生产体系，商业化气息同样浓郁。而且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见不到亲人的环境下，这种感觉更令人窒息。黄贯中觉得在日本的生活枯燥得“像印刷出来的”，黄家强开始天天打游戏，而灵感源源不绝的黄家驹在日本也突然写不出歌。更严重的问题是，去了日本，在中国香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气，似乎也在逐渐丢失。后来他们发现，在日本也得面对跟在中国香港同样的游戏规则，为了宣传专辑，他们得去上那些匪夷所思的综艺节目，而这些无聊的节目甚至最终让黄家驹丢了性命。

或许是在这样略带后悔的心境之下，黄家驹写出了他在去世前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中那首传世之作《海阔天空》。他把自己十年来的迷茫、纠结，但依旧决心坚持理想心路历程放在这首歌中，甚至在歌词中一语成谶地预言了自己“跌倒”的结局。

当年第一个将Beyond推向香港乐坛的乐评人冯礼慈称这首歌为“经典中的经典”。任何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会为其中浓烈的情感所打动。黄家驹去世后，很多听众对这首歌产生了代入感，将他视为理想主义精神的殉道者，但深入了解Beyond经历的人，会发现这首歌中所蕴藏的情感，其实是那种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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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众情感的投射

乐评人李皖曾经回忆，他第一次听到Beyond的歌曲并不是人们口中传唱的那些大热歌曲，而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秘密警察》，这首歌的题材和风格让他颇为惊讶。后来他评论称，Beyond是较早在中文歌里有严肃文学性甚至表达社会议题的歌手。

作为一支以粤语演唱为主的乐队，Beyond的歌曲在中国各地的传唱度确实高得惊人。在演唱会上，很多不会粤语的人，都能完整地跟唱《海阔天空》或是《真的爱你》。这可能与那个时期粤语文化以及其他粤语歌曲在中国的流行有一些关系，但也并非全部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乐与怒：Beyond传》的作者左安军看来，Beyond的歌曲能够广为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创作题材相当广泛，他们歌词里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恰好也能击中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内心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有献给母亲的《真的爱你》，自我激励的《再见理想》《海阔天空》，反战的《Amani》等等。”左安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歌曲的这些特质，很多人喜欢在公开的场合唱这些歌曲，直抒胸臆。

Beyond所创作的音乐确实极具时代特色。20世纪 80年代，摇滚乐在亚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华语乐坛，真正意义上的中文原创摇滚歌曲在各地出现。1982年，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让他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摇滚歌手。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唱出《一无所有》，让中国大陆自己的原创摇滚登上世界舞台。中国人开始更多地用摇滚音乐形式表达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关切。在中国香港，地下乐队的风潮也已经流行了数年，只是还没有特别有代表性的本土乐队出现。

Beyond也是这无数香港地下乐队中的一支，并且，他们还是一群没有人看得起的“穷小子”。那时，最先玩乐队的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他们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摇滚乐唱片，买得起乐器，花得起练习的时间。少年时期的黄家驹从没想到，自己的未来会和音乐产生关系，他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父亲是开五金店的店主，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从小就和一家人挤在40平米的房子里生活。1979年夏天，17岁的他在垃圾堆里捡到了一把破木吉他，因为这把琴，他才生出了莫名其妙的狂热，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家里疯狂练琴，去和乐手交朋友，找人组乐队。后来，从小跟在他身后的弟弟黄家强也开始受到他的影响，学起键盘和贝斯。

五金店店主的儿子捡了一把吉他，最终成为摇滚明星，这件事像是上天给香港乐坛开的一个玩笑，但仔细想想，其中又有合理的成分。1981年，黄家驹结识了和他出身相似，只有一套二手爵士鼓可以练习的叶世荣，又找到了乐手邓炜谦、李荣潮等人一起玩音乐、写歌。当时，他们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地下乐队，音乐风格比现在更加小众、复杂，甚至没有什么歌词，只是随性发挥。当时乐队所有成员都在上班、打工，应付生活，只能在业余时间里排练。如今想来，正因为黄家驹普通的出身，他才懂得普通人的生活困窘和他们对亲情的眷恋，才能写出那些讲述普世情感的旋律和歌词。

如今，一切记忆早已经烟消云散，如果黄家驹还活着，他也已经到了耳顺之年，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会如年轻时那般活泼开朗，讲话滔滔不绝，仍然充满少年气。他和黄家强一起长大的苏屋邨住宅区也早已被拆除重建。但音乐会帮人们留下一些东西，1994年，Beyond剩余的三个人在黄家驹去世后，出版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名字就叫《二楼后座》。“二楼后座”是凝结了他们青春和汗水的排练室的名字，从地下乐队到全职乐队，甚至日后成为摇滚明星，即使经济条件改善，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在这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中排练。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他们都会在演出时的舞台上给黄家驹留个位置。事到如今，Beyond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黄家驹和他所创造的传奇，随着Beyond作品的流传已然成为经典。

（参考资料：《乐与怒：Beyond传》，作者左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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