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eyond到现在」 刘卓辉、虞洋、王硕、音放对话

WO爱驹

（八月底九月初，五道营胡同和搜狐合办了「789艺文节」，我和友人搞了个「筍嘢香港文化专场」，做了几场活动，刚给香港写完个报告，重听其中一场「从Beyond到现在」的对话录音，觉得还是说了些东西，也算是刘卓辉详尽的「幕后报告」，惜当天来的人不多，还是觉得该把它整理出来，留个纪录。）



时间：2010年5月29日　地点：五道营52号筍嘢冷饮店
（主持）王：王硕　（嘉宾）刘：刘卓辉　虞：虞洋　音：音放


1.
王：今天的主题，是跟著名词人刘卓辉老师和音乐人虞洋，聊Beyond，从刘老师的作词生涯开始，聊到今天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一个现状。刘老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填词？
刘：我第一首歌词是1986年写的，网上都有些资料，是参加一个广东话流行音乐填词比赛。那时也不知自己会填词，结果，不小心得到冠军。
王：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Beyond的创作？
刘：Beyond1983年刚组成时，参加一个乐队比赛，我当时是做音乐杂志，就去看，那天他们得到冠军后，我主动约他们做访问，就认识了。几年之后，我跟一位经理人朋友说，有个乐队叫Beyond，挺好的，我推荐他去看「再见理想」演唱会，看完后，他就跟Beyond签了约，因那时我刚好得到填词冠军，他就尝试给我写一首，就是这样开始，是〈大地〉之前的另一张专辑叫《现代舞台》，虽然〈现代舞台〉是主打歌，但反应不大。然后第二年，1987年底，就帮他们写〈大地〉，不小心就红了。
王：你第一次接触Beyond时，你对Beyond的感觉是怎样？与其他乐队比较，他们有什么可贵地方？
刘：当时我觉得，他们的音乐是摇滚，很地下的乐队，那时Beyond还未出唱片。他们的歌全都是自己写，而且挺英俊，高度又差不多，很像Beatles那种感觉。当然，我当时也不能预计他们将来会很红，我只感觉这乐队比较完整，各方面都很好。
王：我不是当著你面前才说这句话，我觉得，刘老师写的词，的确是Beyond所有歌词里最好的。更重要是，刘老师的歌词，赋予了Beyond突出的性格。你自己怎样看？
刘：说真话，在我们合作之前，他们写的东西，内容比较个人，关心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很多挫折。可能〈大地〉影响了他们，但我觉得，之前写的〈现代舞台〉，批判性较强，批判政治，批判娱乐圈，批判人生，可能这引致他们后来往这方面发展，扩大了他们写歌的题材，有些影响，但不能说绝对。
王：虞洋在去年《致家驹》首发音乐会演出时也翻唱过了〈大地〉。〈大地〉的歌词和后来一些歌，虽然是香港人唱的，但写的是大陆的事，我觉得是在描述文革？
刘：绝对错。87年时，台湾刚好宣布开放，容许台湾老兵回大陆，这件事引致我写〈大地〉，里面提到，分割的大地，就是两岸。
王：后来你给Beyond写的，都是大陆人的事。
刘：〈长城〉、〈农民〉。
王：能否讲讲这两首歌的背景？
刘：歌的背景，基本上跟我们合作的方法有关。他们把歌曲小样发给我，当时还是录音带，通常会在录音带上写一个暂时的歌名，比如说，〈大地〉可能写的是黄河长江。我看见这几个字，就去写。
我跟黄家驹合作大概五年多，是完全没有沟通的，电话也没有，就是通过中间人，把歌给我，我写完，用传真机发过去，然后就没消息了，没人说写得好或者什么地方要改，从来没有。反而黄家驹走了后，有时候黄贯中找我改一下。黄家驹年代，是完全没有改过。写〈长城〉时，他们在日本，也是通过第三者，把歌寄到北京给我，我写完传真过去，就没消息了。
王：在Beyond那么多作品当中，你比较喜欢那几首？
刘：每年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说不同的答案。
王：今天的答案？
刘：97年有人问我这问题，当时我说〈岁月无声〉。后来有人问我，我就检查一下自己的歌词，觉得好像〈长城〉写得比较好，所以我就说〈长城〉。〈大地〉比较多人批评说写得不好，我自己认真的看，也觉得写得不算很好。但流行歌就是，不一定说你写得很完美，才会流行。刚好是碰到一个时机，可能是乐队走运，或者是一个时代，或者是这题材刚好适应这时代。一首歌流行，我觉得，完全没有原因。你说〈大地〉写得不好，我确实承认，但这歌也就二十多年了。其实我后来写了很多我觉得更好的歌词，但是未必会红，我自己很有体会。
王：我想问虞洋，你最喜欢Beyond的是那几首？
虞：刚才刘老师问我，你喜欢Beyond吗？我说，我听Beyond听得很晚，因为我最早接触的摇滚乐，全是重金属。在我以前的世界里，是没有Beyond这概念，他们跟摇滚乐一直都没有关系。
我第一次对Beyond的歌有比较深刻印象，是多年以后，我们到东北演出，当地很多乐队在翻唱Beyond。我们问，这是什么歌，很好听？后来，我对Beyond有更多的了解，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音放，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去年有个纪念Beyond的专辑《听著你的歌长大——致家驹》，是音放做的一个独立音乐品牌「糖衣文化」出版的，他们已经出了很多张独立的地下唱片，他们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推广音乐。当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做这张唱片，叫我参加，当时我说，我对Beyond的音乐并不熟悉。他说我们这张不是翻唱的专辑，希望你选一首自己的歌，致家驹，那我就选了一首。
王：这首歌叫〈简单朋友〉。这唱片并不是我们想像的一张翻唱专辑，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作品向家驹致意。从一个制作人、概念发起人的角度来说，音放，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音放：我觉得，最重要是传承。
王：我的理解是，可能Beyond对当中的人有一些影响，然后他们创作了自己的音乐，再用自己的歌去致敬，可能这样更能传达对Beyond的感觉？
音：我写的一首歌，叫〈六月〉，家驹是生在六月。
王：刘老师，你对Beyond这四个人怎样评价？
刘：去评价他们不大好玩。四个人或者后来三个人一起，可能发挥的力量最大，分开可能就弱一点。黄贯中可能比较全面，但是他的个人品味，又比较极端，我觉得，流行歌，他肯定会写，但是不愿意写，他就是往摇滚，不是大众化的路线走，这样就减弱他的影响力。但这个就是艺术跟商业平衡的问题，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又很难说它不好。
音：黄贯中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包括我做这些唱片。我觉得，艺术跟商业很难平衡，所以看你怎么选择。
刘：他（音放）是83年出生，Beyond组成那年。83年3月6日Beyond参加那个乐队比赛，我记得很清楚。





2.
王：刘老师除了是非常著名的词人外，他还做了一件我认为是更伟大的事，就是在九十年代初来到大陆，成立大地唱片公司。当时，有两个人对国内唱片产业有重要影响，一个是刘老师，一个是台湾的张培仁Landy，Landy当时是拿滚石的钱，在国内做了中国火唱片，大家知道何勇是中国火的艺人，但其实不是，最开始签的是大地唱片。我想问，你最开始做大地唱片时，是什么初衷？
刘：90年我在香港BMG做大陆的版权贸易工作，当时我跟这圈子接触越来越多，就想做艺人这方面的事情，但公司不愿意做，90年也太早，外资公司对大陆完全一点都不认识，他们选择做版权贸易，就是把台湾歌手引进大陆。
当时我写歌词也挺成功，手头有点钱，就自己签艺人自己做。刚开始时还没成立公司，每次录音就跑来北京，录完后回香港找大公司，问他们有没有兴趣。第一个艺人是常宽，当时他有个宝贝兄弟乐队，我们在广州录音，然后我找香港EMI，EMI刚刚发掘崔健，挺赚钱。我给他听常宽，听了两三首，那老板就说，好，我帮你发。等于说，第一个生意很容易做，所以就加强我的信心。常宽之后，第二个是艾敬。90年，在北京录音后，我也去找EMI，听完〈我的1997〉后，EMI说没兴趣，我就很失望。当时，我跟张培仁已认识，我就把带寄给Landy，问他有没兴趣在台湾发行，可能当时台湾市场不好，他叫我等等。
我在等的同时，就遇到何勇。我觉得这小哥非常可爱，我听了他唱的小样，觉得非常特别，就跟他谈，可能EMI会要。录音是91年，但录音过程中有些波折，不知因为工作上的什么问题，中断了两次。艾敬那边，仍在等待，何勇又未录完，后来又录了第三个，陈劲，很顺利很快。但两个半专辑，还未有公司发行，手上压著的越来越多，没办法了，刚好遇到香港有个集团，准备在大陆发展各方面的娱乐事业，我通过一个朋友，给他们听我手上的东西，他们觉得挺好玩，大地唱片公司就受雇了。92年来北京，租个办公室，开始推广。
王：艾敬我是在香港买的，应该是滚石发行吧。我不知道当时陈劲和艾敬，香港发行量怎样？
刘：香港发行得不算好，尤其是艾敬出《我的1997》是93年，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一听到这歌都害怕。你想想，93年时，香港人是很害怕97，然后一个中国歌手还唱97快点到吧，虽然媒体会觉得这首歌挺有趣，但一般人还是害怕。但这歌在台湾反应很好，艾敬可能是第一个中国歌手，92年可以到台湾宣传唱片。
王：当时，可能大部香港人觉得这歌很危险，但在大陆，很多人觉得这歌非常牛B。因为当时大陆人对香港，还只是个模糊的概念，香港很神秘，很发达的城市。然后有了这么一首歌，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写得深入民心，但可能它的初衷不是这样？
刘：90年录音时，艾敬还不是一个创作歌手，不会写歌，碟里的九首歌都是别人写的。我鼓励艾敬写歌，但她还是不会，只写了个歌词出来，本来是想找崔健的结他手Eddie谱旋律，Eddie不懂中文，王迪说，这种歌词必须自己写，然后Eddie弹节奏，艾敬jam歌词进去，就变成旋律，变成她自己写的。她写这歌时，还未去过香港，我觉得就是因为她未去过，才有这种幻想。
王：当时有个传说，说何勇带著一帮人（刘：不是一帮人，他一个人）我后来才知道，但传说是这样，他带著一帮人，拿著斧头去把母带抢走。我听说，他是因为跟当时的制作人王迪闹翻了：「王老师，咱们以前的恩怨，就此勾销。」然后，我说这句话刘老师不要生气呀，一转身，拿出一把斧头说：「刘卓辉，我靠你妈，我今天不砸死你我不姓何。」然后王迪说了一句，你砸死人没关系，但你别拿一把塑料斧头。
刘：那该是93年，其实我们公司派了两个制作人，一个是香港的，另一个是北京的王迪，由他们去监督这个录音，两个制作人都跟我说，专辑录完，何勇也唱了两次。但何勇跟我说，还未录完，他觉得唱得不好，要重唱，我不同意，就这样，在电话里吵架了。过了几天，他就突然跑到公司，说要借母带翻个copy，我觉得没问题，就在公司的音箱转。转到一半，何勇突然不见，母带也没了，我到处找他，找不到，我想，也没关系，因为母带不只一个。过了大约半小时，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拿著斧头。现在不知斧头是真是假，可能是假的，反正当时是觉得很可怕，因公司还有别人，他跟我的距离还不是很近，骂了一顿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其实这个事情，不管对我还是对他来说，现在说起来都是个笑话，在历史里，讲完就算。我跟何勇一直都没有什么，见到面还是会聊天。后来他还跟我说合作，我说好啊。
王：他当时为什么要把母带偷走呢？
刘：可能很简单，很单纯，他其实没什么目的，就是觉得，他录了这个版本，当然是他的。但因为这个斧头事件，我打电话跟他说，你在公司搞这么大的事，我们很难合作。我说，我去找个第三者，把母带和我们的合约转过去，他也同意，最后又是转给张培仁。但是我在网上看过一些传言说，当时是张培仁想签他过去，就策动他做这个砸人事件，我不知是真是假，我也没问。反正网上这些传言，挺好笑。
王：为什么后来大地撤出了整个大陆市场？
刘：可能因为大地头两年做得太成功吧，成功后，老板开始插手。开始两年很放手让我做，后来就因为他突然对唱片业感兴趣，指导我怎么做。我觉得，我在九十年代初已经用比较现代的方法做唱片公司，但后来老板请了一些人，用七十年代的方法，我觉得不行，跟老板意见不合。94年，我把《校园民谣》做完才离开，后来民谣又火了一把。
王：当时刚开始校园民谣运动 。94、95年时，有两种磁带卖得最好，一是打著校园民谣，一是打著摇滚乐的标籤。当时黄小茂有份策动这件事吧？
刘：他是公司的制作总监，《校园民谣》的制作人。
王：是你们去找高晓松、老狼、沉庆、郁冬这批人？
刘：最主要是沉庆，拿著很多校园民谣的小样，因为听说大地很有名，就跑来公司，找到黄小茂，想录个大学生校园民谣的歌。我想，黄小茂听了这些歌后觉得挺好，有天开会时跟我说，有一批这样的东西，做不做？我跟他可能讨论了十分钟。因为在我听歌的历史里，六十年代末，美国有这个民谣运动，七十年代末，台湾这个校园民谣也曾经很火。在我的经验里，每一个市场或者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经过一次，尤其是第一次，校园民谣这种运动。我觉得，可能我碰到这批歌，就是中国第一个校园民谣的潮流。我凭直觉说，好呀，这个事情做，而且成本很低，所以十分钟就决定了。





3.
王：当时的大地，还有中国火，对中国的唱片业影响真的很大，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是没有唱片业这概念。之前出版的唱片，全都是什么旅游音像出版社，制作公司也特奇怪，水利部呀什么，就是国家有些录音棚，他们有这样的权力，让歌手录音唱歌。
虞洋的成名歌〈这个夏天〉也是收录在《中国火II》里，你能讲讲当时的合作过程？
刘：那年？
虞：95年。我开始搞乐队时，其实是很封闭的。我是地道北京土生土长，我父母都是知识份子，家里没有做文艺方面的人，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期望是成为IT专材，能够去留学。
刘：95年已经想你做IT，那么前卫。
虞：如果我听父亲的话，我现在应该发财了。
王：那天我们聊了个好玩的事，虞洋说，我搞音乐这么多年，还没买到一套房子。
虞：我觉得，音乐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红不红，有很多因素。92年时，一个Bass手打电话给我，问要不要组个乐队？他找我时，带著一个Bass，我说，你考上托福，要出国啦？他说，不出了，然后就组成了乐队。
后来，一位叫老高的大哥要录一张合辑，叫我们参加，刚巧，我写了第二首歌，就是〈这个夏天〉，他说，之后才给钱。我们当时都没想过要钱。后来他来电，叫我去拿零钱吧。我问，这公司为什么没听说过？后来才知道魔岩滚石，那时我们对唱片这行业，完全没概念。
刘：我做乐队比较少，可能就是何勇给我的一个印象——摇滚乐队很难搞。后来我签过一队，但只是签主音，我说，你的乐队你自己去搞。
王：我跟汪峰聊过，我问华纳为什么不签乐队，只签你一个人？一方面是成本考虑，还有就是难以管理。其中一个人不干，乐队就散。
刘：我很早，大概86年就接触到大陆很多音乐圈里的人，那时根本就没有唱片这个行业，几万块钱录一个专辑，全都是翻唱台湾歌，然后交给出版社，怎么发行呢？基本上，所有歌手都没推广，而是靠封面设计，就是买带子的人，去音像店，看那个封面好，就买。或者是，这个上过电视。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就是这样。
直到92年，大地开始做推广时，就产生这个名词叫「包装」。其实我对「包装」这词非常反感，现在已变成是负面的名词。包装，就是假的意思，我要包装你，就是把你弄成一个很假的感觉。但其实，这词本来可以是中性，如果我要包装你，我会把你的个性更突出，我认为，包装应该是这样。但过去十多二十年，包装变了换成另一个人。
王：有次跟王迪聊天，他强调，他就是在大地唱片学到包装的概念。为什么要包装？原意是为一个歌手，在社会上找一个定位。他会先跟这歌手聊天，听他唱歌，给他选一个可能比较适合的风格，由找人填词到市场部，都有很严格的商业判断。我想，Beyond当年做的，也有这些考虑？
刘：我想补充一下，刚才说到，乐队很难搞，不是乐队犯的错误，只不过是当唱片行业刚开始时，你突然去管理一个或几个乐队，是很难的事情，双方都觉得很困难，所以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公司跟乐队最重要的人签约，这是没有办法的，因整个行业的制度还未建立。
虞：我自己搞的乐队（铁风筝），从93年到03年，组成十年后解散时，感觉也一样，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自己也很难管理，更别说一间公司。
那时很多乐队对唱片公司的概念就是，你签一个乐队要多少钱？大地和魔岩九十年代在内地成立唱片工业的概念，都成为我们那一代音乐人十几年来也没发展过的一个情节，就是那种唱片工业的概念和模式，到今日还在。在我们心中，如果你要做音乐要出唱片，标准是这个样子，一个怎样的海报、封面、MV等等。
刘：比如说签约，到底是买断还是跟版税？从90年开始，跟国内艺人签约，我一开始就是跟版税的方法，按香港的标准，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对国内的都是这样。至于能否分得到，是另一回事。
王：沉黎晖是完全买断，后来的东西，跟音乐人都没有关系了。
刘：其实不管是谁，都很少能分到钱。大陆这行业本身就没有分版税，卖了二十万，也不会给你钱。
虞：回想起来，像刘老师和张培仁两个品牌，在那个时代，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我觉得，是一个壮举。因为那时候，能关注内地本土音乐，介绍给大家，用这种方式去做，是一个很大的冒险，需要付出很多。
刘：当时我也很年青，问始做大地时，二十八岁。92年三十岁，就是很喜欢音乐。后来二千年离开北京时，看到沉黎晖，大概二十多岁，刚开始做摩登天空。我就觉得，是他们那代人来做。
王：铁风筝的第一张唱片《这是我们的秘密》是摩登天空发行的，也是买断？
虞：对，买断对我们来说会简单一点。





4.
王：5月1日你新发行的唱片《平淡生活不能把我们击倒》，为什么卖一块钱？你跟音放，想这个点子，出于什么考虑？一块，肯定赔钱。
虞：大概在今年初，我已把这张专辑的歌写好，录得也差不多，就考虑怎样发行，因为我现在做的都是独立的，但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发行唱片？后来与音放一起，聊了很多这些事，做独立音乐面临的困境。
音：其实这事很简单，因为现在网络下载太严重，出版社卖不了多少。如果你不愿意买，可以下载，也没关系，因为这张唱片，我们尽可能把成本减到最低。
刘：我觉得，大陆对音乐的审查其实很松，电影界就很复杂。
虞：这个出版体系 ，我不是很了解，但我听说过一件事。基本上有些经营不太好的出版社，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社长，如果你想出唱片，就给他打电话，约他在麦当奴，然后给他一千块钱，他给你盖一个章，你就合法。所以这张是合法的。
音：不是不会做，而是你选不选择做这个事。
虞：音放跟我说他这个想法，就是因为面临网络很多非法下载，盗版的都破产，卖很平宜也没法营利。所以我作为音乐人，怎么靠卖唱片去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我们现在选择这方式，能否不通过盗版网络去推广唱片？能否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让大家听到唱片？同时，我们能够不去求主流媒体。现在的媒体，大家都知道，你开发布会，很多媒体来拿红包，你要在电台发表，打一个月，要多少钱，在网上，花多少钱。我们做独立音乐，是没有这个钱。那么，怎么靠自己，一个艺人的这个行为，把唱片传给喜欢音乐的人听？所以我们自己先赔上钱，然后通过音乐节的方式发行，像Midi音乐节，直接给大家。
音放说，我们有多少钱就拿出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很感动。我说，因为我结婚时，收了些红包，拿出来先把唱片做完。后来很快就得到Midi官方的支持，还有其他一些音乐节。
王：赞助吗？
虞：对，赞助其实就是给我们出压碟的钱，有多少钱就压多少碟。五一的音乐节期间，卖了两万五千张。
王：谈到音乐受盗版商跟收红包影响，实际上也是一个科技时代发展当中，你不可选择的一个过程。未来几年，网络下载都将成为旧故事，因为3G手机网络，以后收费会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快。那时候，MP3也会被淘汰，没有人再去下载MP3放到ipod里听，这太费劲。
音：下载，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包括我跟Google合作，去年我的歌，下载一百多万次，你知我收到多少钱？一首歌是 0.10。我说，算了吧。
王：所以就是说，国内一直未有正规的唱片售销机制，或统一版税的机构。你卖二十万张，可能跟你说卖两万张。我记得，曾经是按一张碟三毛钱分给艺人，分一千几百，所以音乐人只能靠其他方式赚钱。
刘：版税分两方面，一方面是靠卖唱片赚钱，但是现在已经証明不行了，在中国不行。国外的歌手还可以，因为市场较大，可能全世界能卖一百万两百万，在中国，卖几万张也算很好了。
王：香港卖几万张已经是金唱片。
刘：但如果以香港或日本或欧美来说，版税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公共场所播放，比如说这个餐厅播放音乐，在国外的话，包括香港，都要交版税。
王：我不知大家有没看过一部电影叫《单身插班生》（About a Boy），男主角一辈子都靠收父亲歌曲的版税过活，开奥迪跑车，过中产阶级生活，每天无忧无虑。这証明国外的唱片工业体制很不错。在中国，几乎是完全没有。
刘：1991年，我在等待中国颁布版权法，当时Beyond很多歌已经很红，我就觉得，我应该这几年内就可退休啦。结果我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今天，快二十年。大陆这个公共场所的版税，到目前，还是一年几千万，香港一年差不多1.5亿港币，日本是香港的三十倍，如果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加起来，应该是三十个亿。
虞：版税我也收到过。中国有个什么音著协会，他们找我加入，签个协议后，在公共场所播放就给钱。我大约拿到四百，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观众：在国外，有什么机构监管比如店舖或电台的播放？
刘：电子的，不是很多地方做得到，但比如这餐厅，如果有这版权机构的话，就会有人上门说，你们在公共场所放音乐，是需要交费的。你去卡啦OK唱歌，你最重要是唱歌，但是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花生可乐啤酒水果全都要收钱，为什么唱歌的音乐部份就不用收钱？
王：国内就是没这意识。你开店买椅子装修要花钱，音乐实际上同样也要花钱，但他觉得，就是免费的。
虞：我觉得，大地和魔岩那时候，刚刚建立了一些规范唱片工业的模式，但很快就没了，之后就一团乱。有位前辈说过，几十年来，在中国做音乐，你只能靠音乐人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你想靠什么机构或产业，是不可能的。
王：所以我觉得，包括摩登天空，他本来的初衷还是有理想主义成分，但后来就山寨了包括大地和魔岩的模式，有企划宣传有市场推广这些东西，但并不真的明白，到底这意味著什么。现在，我有特深感受，企宣企宣，企划和宣传，这两样，中国的唱片公司没有一样做到，宣传就是公关，跟媒体搞好关系。
刘：那些外资的唱片公司，本来他们能把中国的唱片行业做好的，可惜他们进来中国之后，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进台湾歌手，再赚一笔。这很可惜，因为他们有比较完整一套商业指示，但他们来到中国就变成贸易公司一样。





5.
王：我发觉这几年有个转变，以前可能是大陆歌手要台湾或香港音乐人给他写歌，但这几年，台湾很多出专辑的人，想要大陆写的歌，包括虞洋也给孙燕姿写过一首叫〈完美的一天〉。我不知你对这转变有什么看法？
虞：这合作，其实是个巧合，我跟台湾音乐制作人是朋友，写歌有时候会交流。这首歌写完，发给台湾音乐人朋友后，他说，有朋友想用这首歌，后来便有了这个事。对我来说，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情节。
我觉得，内地创作的能力，很多音乐人的才华都很厉害。以前的港台音乐，可能更多是商业对这些人的影响，感觉港台的音乐才是真正的，是因为他们的宣传方式等等。所以为什么说刘老师能到这边来推广，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那时在大陆民众心里，港台音乐就是比内地好，港台的歌手就是比内地高档。
刘：大地出现之前几年，大陆的市场，全都是港台音乐为主。
王：我记得当时都出了很多翻唱专辑，全都是翻唱港台的，后来才有所谓的原创这个概念。
虞：我觉得，你现在上网好像听到很多独立的音乐，有的很时髦或者与国际接轨，但实际上，在中国很多地方出现的问题，其实和十年前一样。譬如说，还是港台歌手唱他们十几年前的歌，带他们来就可以演出可以拿到钱，大家仍然认为，这个是有品位的代表，而内地音乐人的音乐，还是那些（黄：土呀什么。）在北京，可能我们接触更多北京的独立音乐，所以感到世界好像是这样，但其实完全不是。
王：对，很多听众依然有这种看法，觉得港台音乐才是真正，大陆音乐可能就落后些。刘老师你怎么看？
刘：我觉得对八十后九十后来说，其实已不分大陆还是台湾，有时候也搞不清崔健到底是台湾还是香港。我们肯定知道，但很多年青的，二十岁以下，搞不清崔健到底是哪，只知他很有名。
王：对，像我去美国时跟八十年代末出生的年青人聊天，Bob Dylan？从来没听过他的歌。就是说，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影响他自己的音乐。
虞：我觉得，作为音乐人，我的初衷很简单，比如说，发唱片，大家听我的歌，然后演出，跟大家交流，你从音乐得到一些快乐或者一些感觉。我演出时我唱出我的感觉，就是最大的乐趣。现在问我对唱片有什么希望？你把我的歌放在里面，你能听到，我能演出，我就很满足了。至于赚不赚钱，我就完全不考虑。我刚去了一个主流媒体搞的活动，他们要我唱一首歌，在酒吧表演。我说，那时间可能我的乐手来不了。他说，没关系，你可以一个人唱呀。
刘：如果你能适应一个人表演都可以的话，那你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强。
虞：现在就是这样，有时候，乐手不能来，我一个人弹结他，有人就说，你今天怎么搞起民谣啦？我说，不是我搞民谣，我只有一个人，一把结他弹出来，你听来像民谣。
刘：其实你的精神是一样的，无论你是民谣还是爵士还是摇滚，只是编曲上有分别。
观众：我觉得，以前八十年代的音乐，都很有力，内容指向社会，歌手都很有个性。但现在年青一代的，可能因为科技的普通化廉价化，都变得平庸。
王：我觉得，现在比如像谢安琪，是一个年青包装的歌手，但她的歌，还是反映一些社会问题，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相当难得。
刘：我很喜欢谢安琪，她的歌，用比较软性的方法，其实像Beyond，为了进入主流乐坛，他们的歌也变软。所以有很多人觉得Beyond一点都不摇滚，因为他们没有看过真正的Beyond。我觉得，黄家驹离开之后的Beyond，其实很摇滚，很像个乐队，但当他们越像个乐队时，歌迷会说，为什么那些歌那么难唱，没那么易上口。说真话，黄家驹还在时，Beyond的歌，更像流行曲，后期没有黄家驹，Beyond更像个乐队，因为音乐重了很多或者实验性强很多。那你自己选择走那一条路，你要写流行歌，还是说，要做一个用西方定义来说有自己声音的乐队？很多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后来，Beyond分开发展，三个人就按自己的性格或者自己的能力，去找自己生存的方法。我觉得，不能去怪任何一个人。
虞：刚才聊到，可能八十年代的音乐较强大，后来的就不一样。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出生在七十年代末，当年一些最打动我的一些电影场景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现在看还是很有感觉。我听摇滚乐是九十年代的事，那些有点英雄主义，或者说，比较伟大。现在八十九十后做的音乐，可能更个人化，更关注自己的个人感受。譬如说，我听香港一个乐队叫My Little Airport，方式不一样。但我是在另一个时代生的，我可能仍留恋在那些画面上 。为什么叫《平淡生活不能把我们击倒》，实际上这句话，没有那么口号化，没有以前摇滚大旗的感觉，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理想主义情感在里面。

嘉烨

多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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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SU

谢谢楼主，已经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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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an3000

顶了 好贴 谢谢分享

beyondzhu

主持人应该问问刘卓辉，当年家驹给你的小样磁带现在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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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ung

当下没有真正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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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zl001

张培仁和刘卓辉对内地摇滚和民谣的推动幸福了我们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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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r

“Beyond，为了进入主流乐坛，他们的歌也变软。所以有很多人觉得Beyond一点都不摇滚，因为他们没有看过真正的Beyond。我觉得，黄家驹离开之后的Beyond，其实很摇滚，很像个乐队，但当他们越像个乐队时，歌迷会说，为什么那些歌那么难唱，没那么易上口。说真话，黄家驹还在时，Beyond的歌，更像流行曲，后期没有黄家驹，Beyond更像个乐队，因为音乐重了很多或者实验性强很多。那你自己选择走那一条路，你要写流行歌，还是说，要做一个用西方定义来说有自己声音的乐队？很多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后来，Beyond分开发展，三个人就按自己的性格或者自己的能力，去找自己生存的方法。我觉得，不能去怪任何一个人。”
刘卓辉是真正从音乐层面了解，理解beyond的。
“我跟黄家驹合作大概五年多，是完全没有沟通的，电话也没有，就是通过中间人，把歌给我，我写完，用传真机发过去，然后就没消息了，没人说写得好或者什么地方要改，从来没有。反而黄家驹走了后，有时候黄贯中找我改一下。黄家驹年代，是完全没有改过。”
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刘卓辉听了家驹的小样，写出词来，家驹都不需要改，都不需要当面沟通，就能完成那些经典的作品，这不得不说，是他们两人的配合默契，在我看来，是彼此天赋上的默契与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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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小马驹

大多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流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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